【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】
邓广铭，这位著名史学家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离开我们快30年了。如今，回想起他与《光明日报》的笔墨情缘，一些老编辑记者仍感念于心。
“我很愿意给你们写稿，这里面有两个因素：其一，我跟光明日报的关系可谓深矣，过去的《史学》版就是我们几个人编的。其二，你要的文章我肚子里也有，还有不少呢！”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，面对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登门约稿，邓广铭亲切而风趣地说。
邓广铭晚年修改王安石传记和《岳飞传》期间，曾多次接受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采访。
“当我说明是来约稿的，邓先生的女儿十分客气地将我让进门。邓先生指着饭菜让我一起先吃饭，见我执意不肯，他就立即放下饭碗，过来和我交谈。”韩小蕙回忆道。
《光明日报》的《史学》专刊创刊于1953年4月，是《光明日报》版面上出现较早、出版最久、读者最多的专刊之一。
《史学》创刊时，报社委托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承担编辑工作，由范文澜、翦伯赞和陈垣3位先生担任主编。来自3家单位的执行编辑每周都要到报社碰头、看稿。其中，邓广铭代表北大担任执行编辑。
当时，光明日报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（今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）原《世界日报》旧址办公，物质条件困难。想要印报，只有一部新中国成立时从上海《时事新报》接管的轮转印报机尚堪一用，而这台老机器“工龄”已有30年。报社甚至无法为《史学》专刊编辑们提供一间办公室，大家只能因陋就简，四处找地方办公。
后来，在范文澜提议下，《史学》专刊编辑工作全部交给北大历史系，由陈庆华、张寄谦、田余庆等组成的编辑小组在邓广铭领导下工作。此后十多年间，邓广铭始终参与《史学》编委会相关工作。
“《史学》坚持从思想性、科学性方面选择文章，这是史学工作者的共识，也是我们编辑《史学》所力图坚持的原则。”邓广铭这样回忆，“史，是考索之功；论，是独断之学。有史有论，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础上获致创见的文章，这才是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。”
在他主持下，《史学》专刊根据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，多次组织学术问题讨论，推动学术争鸣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59年关于如何正确评价曹操的讨论。
1959年2月，光明日报编辑部和《史学》专刊编委一起研究，想以曹操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组织讨论，“做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”。当月19日，《史学》发表了翦伯赞的文章《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——从〈赤壁之战〉说到曹操》，并配发编者按，欢迎学界同仁参加讨论。由是，长达几个月的“论曹操”的热潮在《史学》专刊生发开来。
“参加讨论的写稿者不仅有历史学者，而且有各个行业的人。”正如邓广铭所讲，那时全国各地都有讨论曹操的文章投寄到《光明日报》，大部分在《史学》专刊刊出，可谓“极一时之盛”。这次讨论反响强烈，增强了《史学》专刊同史学界的联系。
另一场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展开的关于王安石的学术争鸣，则贯穿了邓广铭学术生涯的始终。
1954年5月20日，邓广铭在《光明日报》的《图书评论》专刊发表《关于“王安石”的几点说明》，介绍自己新著《王安石》一书的旨趣和要点。该书指出，署名苏洵的《辨奸论》真伪存疑，这对后世评价王安石的影响至关重要。
1957年3月17日，李清怡在《光明日报》的《文学遗产》专刊发表《试论“辨奸论”的真伪问题》，对邓广铭相关观点提出疑问；不久，傅璇琮又发表《关于古籍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》，回应李清怡的疑问。至此，关于《辨奸论》真伪的讨论，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渐成争鸣之势。
当年，《光明日报》每天只出4个版，限于版面，学术文章大都是千百字的短文，虽然简短，却“搅动了史学界一池春水”。此后，《文汇报》《国学研究》《古典文学论丛》《学术集林》等报刊，陆续发表了吴小如、章培恒、曾枣庄、王水照等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，一系列学术问题在讨论中浮出水面，成为王安石研究中诸多重要论题的起点。
这场讨论，深深嵌入了邓广铭的学术生涯。其女儿——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回忆，直到1997年弥留之际，邓广铭还在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永翔书信讨论《辨奸论》问题。“那时，父亲的视力已相当差，他吃力地指着信上的一行行字迹，却终于难以辨识清楚。我不忍看他如此，便一字字指着，凑近耳畔，为他读了再读。读着读着，我眼前也渐渐漫漶模糊了。”
持续14年的《史学》曾一度停刊，而邓广铭和光明日报的缘分却未曾断开。
他倾尽多年心血修改王安石传记，并自言，通过修改，“对王安石有了新的认识”。这种“新认识”来自哪里？翻开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可见，邓广铭在介绍王安石“农田水利法”的章节中添加了一段内容，根据注释，这段内容来自1996年10月28日《光明日报》刊登的“纪念人民治黄50周年专稿”：“我国广大水利工作者数十年的治黄经验，归结起来就是‘拦、调、排、放’四字方略。”其中，“放”是指引洪淤灌、放淤改土等利用泥沙的措施，这与王安石的“淤田法”颇为相似。
这部王安石传记于1997年10月出版。不久之后，邓广铭以91岁高龄驾鹤而去，这部著作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绝笔。
他伴着光明日报一路走来，最终画上了一个落笔苍劲的句点。几十年风雨兼程呕心沥血，都镌刻在光明日报的历史上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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